中國高技術產業趕超戰略：從市場驅動與產業政策視角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有機會在公共管理學院論壇做一下介紹，圍繞這次論壇的主題，我想把我們最近做的一項研究給大家做一個匯報，標題是《中國高技術產業趕超戰略——從市場驅動與產業政策視角》，中國實際上已經完成了對美國的高技術產業趕超，那么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從市場驅動和產業政策集的角度來做介紹，內容非常之多，我想比較快地介紹一下情況。

30年前鄧小平曾預言，21世紀是高科技發展的世紀

      首先，我們來看一段歷史，30年前王大珩、楊嘉墀、王淦昌、陳芳允幾位老先生提出了關于追蹤世界高技術的發展建議，之后小平同志做出了重要的決策，他提出來“此事宜速作決斷，不可拖延”。接著他進一步提出，高科技方面我們要開步走，不然就趕不上，越到后來越趕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錢，所以從現在起就要開始搞。1986年11月，中央和國務院做出決策，《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首次提出來了7個方面的重點領域，而且提出的發展思路基本上就是追趕、跟蹤。也就是在這些領域要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以便于我們作為后來者能夠進行追趕。

      我覺得世界上還沒有哪一位國家領導人能夠像小平同志一樣能夠在30年前就預言到二十一世紀就是高科技發展的世紀。他這段話我們現在重讀，實際上是要和偉人去對話，尤其他講到一個核心的關鍵詞，就是中國作為世界大國必須在世界高科技領域占有一席之地。

      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實現沒實現這個目標？如果說實現了，那我們是靠什么來實現的？之后黨的十三大報告（1987年）、十四大報告（1992年）都對此提出了這樣的一個命題，就是不失時機地發展高科技產業。那時候的中國是什么概念呢？人均GDP居于世界后列，屬于典型的極低收入國家，相當于世界低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高科技產業開始起步。

中國高科技產業是如何趕超美國的？

      30年后我們再做的一個專業的后評估。首先看一下高技術產業增加值。我們可以看到中美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占世界總量的比重，2002年中國是3.16%，2015年提高到29.08%，也就是說在2000年的時候，中國已經實現了小平同志所說的“一席之地”的目標，就是在世界上193個國家，加上其他經濟體，240多個國家和地區，大約是占世界比重的1%位置。事實上全世界各國GDP占世界比重超過1%的國家正好20個，什么叫一席之地？就是1%，但是那個時候已經達到了3%。2015年什么概念？超過美國，相當于美國的100.05%，完全完成了追趕型到超越型。這是使用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口徑。

      我們來看一下高技術出口額，從出口額角度來看，我們現在相當于美國的3.5倍到3.6倍，但是如果按高技術出口增加值，我們看到已經相當于美國的1.9倍。我們實際上用幾個重要的數據已經驗證了小平同志提出的中國之夢想。我們要問，中國的高科技產業是如何追趕和超過美國的？

      中國作為高技術產業的落后者來追隨，并且能夠超越美國，大體分為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起步階段，就是30年前。中國在八十年代到2000年左右，中國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對美國的趕超系數從零起步到不足10%，我們稱之為起步階段，可以說這是第一個階段。第二個階段稱之為加速追趕階段，主要體現在2000到2010年，標志就是達到美國一半之上的指標。第三個就是追趕并超越階段，就是要超越美國。我們就做了一個大的判斷，2015年就是進入到超越階段，現在應當怎么提高它的質量，而不只是數量。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從30年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高技術幾乎是零，到今天30年，中國高技術產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大到強，我們是這一過程的見證者、驗證者。因此有必要看一看為什么中國可以追趕和超越美國。

      那么，高技術產業產生了怎樣的溢出效應？這些溢出效應表現為：第一反映在經濟、制造業的高增長；第二反映在促進經濟結構的轉型，特別是工業結構的轉型升級上；第三，就是促進貿易增長及貿易結構的升級效應上，從原來主要是以初級產品為主到制成品為主，進而到高技術產品為主；第四，就是技術的溢出效應上，這也帶動了中國“一帶一路”其他國家的發展。

      作為東方巨人，中國協調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思想是“陰陽之道”，不是政府的一只手，也不是市場的一只手，恰恰是“兩手合力”。這個創新本身來看，無論是對發達國家還是正在興起的發展中國家都具有重要的價值。前天我在泉州舉辦的金磚國家治國理政研討會上就強調，兩只手肯定比一只手要好。那么進一步講，就要討論兩只手怎么體現在具體推動高技術產業的發展之中？怎么樣使得我們的政府成為有為政府，服務于企業、服務于市場主體，我們的市場怎么樣有效地競爭，有效地創新？我們提出了一個分析框架，這不是簡單的政府和市場“對立論”，而是更強調“統一論”；不是簡單的“分力論”，而是更加強調“合力論”。圍繞政府與市場有大量的研究，特別是公共管理領域的研究，我們主要還是從幾個視角來討論。

      大家注意到，中國當今經濟學界和社會科學界爭論的一個大問題，是要不要產業政策？我們總結中國的發展實踐來看，答案是不僅要有，而且要建立和實施產業政策集，我們加一個復數。這個政策集，從30年前單一的產業政策或者保護政策、支持政策，變成今天已經正在實施的“政策集”，即產業政策、競爭政策、創新政策、開放政策、綠色政策。這恰恰與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是相一致的，這也是經過我們30年的實踐總結出來的，如同五個指頭，要形成一個拳頭、形成合力，才有可能推動高技術產業發展起來。所以籠統地談產業政策還不行，而是要把產業政策集做進一步具體地分析。

      那么兩只手成功的關鍵在于什么呢？我們稱之為內化于市場機制的產業政策集。這就說明政府與市場是同時存在的，不能偏廢；這就說明政府與市場的功能是不同的，但兩者是互補的；這就說明政府和市場的作用并不是相互抵消的，是相互作用的，而且形成一個動態互動的關系。最后一點就是政府和市場是“合二為一”的。

      市場機制內化于產業政策的制定、實施、評估的全生命周期之中。產業發展本身也有全生命周期，同樣產業政策的制定、實施、評估也應該形成一個政策生命周期，我們還可以用五年規劃對這五大政策的政策周期做一個簡要的介紹和分析。

      應該怎樣讓市場機制內化于產業政策？對此，我們也進行了一些探索。由于時間關系，我通過一張表來分析一下這五大政策構成的產業政策集是如何隨不同的發展階段變遷相互關聯和作用的，這兩者從來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適應性地調整、適應性地變化，進而就形成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互動過程，從而形成了一個市場主體和政府之間的互動過程。這就體現為從九五計劃、十五計劃、十一五規劃、十二五規劃到十三五規劃產業政策集的制定與實施過程。

五大政策的實施結果

      單一的政策是怎么樣變成一個政策集？特別是綠色政策真正完善于“十二五”規劃，特別是“十三五”規劃。實際上政策集也不是一次性完成，它是經過不斷地實踐、不斷地總結、不斷地修正、不斷地調整、不斷地完善形成的。利用這張表，我們還可以從定量的角度對五大政策的實施結果做一個詳細的討論和分析評估。

      從事后評估的視角來看，這五大政策的評估目標是不一樣的，怎么能夠具體做到兼容，或者說在互相之間找到某種平衡，這正是中國政府宏觀調控的“陰陽之道”。

      第一，產業政策及指標。它的直接目的就要促進經濟增長、創造就業，這就包括了產出的增長、就業的增長和稅收的增長等指標，都是大幅度地增長。

      第二，競爭政策及指標。為什么我們強調兩者之間是不矛盾的呢？就是因為它基于我們所說“兩條腿”的競爭政策。“一條腿”是國有企業，“另一條腿”就是非國有企業或者民營企業。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實際上高技術產業主體是民營企業。無論是企業數量的比重、企業創造就業的比重、企業創造主營收入的比重、利潤的比重，包括出口額的比重，全都是民企主導型的。

      第三個就是創新政策及指標，這就反映在高技術領域中的發布專利數量申請量、授權量，我們特別強調有效發明專利數，就是扣除那些過期的專利。

      第四，開放政策及指標，為什么高技術產品本身的性質從一開始就決定了不只是國內產品，一定會變成世界產品、全球性產品？因為高技術發展從一開始就是開放的，你不能占領全部世界市場。這就為什么我們先是高技術產品出口額超過美國，接著是高技術產業增加值超過美國。因此我們形象地講不只是“兩只手”，必須是“兩個市場（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因為只有兩個市場，才能夠使得生產可能性曲線不是在國內，而是在全球范圍內。這也解釋了政府應該怎樣為市場創造更好的條件。

      最關鍵的還是綠色政策及指標。事實上從綠色指標來看，高技術產業本身就是綠色產業，這是我最想強調的一點。因為我們講兩個核心指標，單位GDP能耗，或者單位主營業收入能耗持續下降。第二個就是相應的碳排放強度持續下降，如果在考慮到高技術服務業的情形，這兩個指標那就更低了。

      我們通過以上五個指標對此進行了討論、分析、評估、評價。由于時間關系我就不展開具體的數據了。

      怎樣通過高技術產業的發展進一步提供新動能？

      結論是什么呢？就是中國的高技術發展，政府與市場之間形成了良性的互動關系，產業政策集是五大政策的助推器，有效促進了中國高技術產業的跨越式發展、創新發展、開放發展、綠色發展和全方位發展。我們提出了產業周期和政策集的周期互動關系，顯示了“兩只手”在不同的時期是不一樣的。政府的產業政策集要更好地適應市場的驅動、市場的發展、市場的創新、市場的競爭，包括市場的開發。

      無論是從產業發展生命周期還是產業政策集周期也好，確實有一個如何認識客觀事物，在不同發展階段如何采用不同的政策的問題。它可能會出現兩種情況：第一，估計不足，提出的動力不足或者說助力不足。第二，有可能超過客觀實際，就出現了所謂的人為的拔高，反而制約了高技術產業的發展過程。我們也從政府與市場合力論的視角來看、來討論，今天這個問題不僅是歷史的回顧和總結，關鍵是怎么為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提供新動能提供一些重要啟示。

      怎樣通過高技術產業的發展進一步提供新動能？能不能這么講，高技術產業是制造業的核心，核心的問題還在于從實現產出（增加值）追趕到勞動生產率的追趕。這個曲線圖看得非常清楚，盡管我們勞動生產率還在不斷提高，但對美國的相對追趕還不夠。怎么實現勞動生產率的追趕，這次“十三五”規劃首次將勞動生產率作為一個預期性指標，它有多重的政策含義，也包括人力資本的提高等等。因此在市場驅動下的產業政策本身應該形成合力，而五大政策內部本身也有一個政府與市場如何形成合力的問題，最后還要形成產業發展生命周期與產業周期的合力。因此我們結論最重要、最關鍵的，是無論搞哪一個產業政策就是要使市場起決定性的作用，這是核心觀點。

      我們可以看到，高技術產業的新動能就是通過競爭政策來優化產業配置，特別是產業結構。通過創新政策推動技術進步，通過開放政策不僅在全國，乃至在全球產業價值鏈，實現從低端到中端，從中端到高端，特別是通過綠色政策引領產業發展的新方向。

“如何將高技術制造優勢變成高技術服務業的優勢”是當下重點

      最后一點，就是我們現在制造業方面的高技術已經開始領先美國，但是我們在高技術服務業方面還遠不如美國。因此怎么形成融合的政策集，有效地將高技術制造優勢變成高技術服務業的優勢，是下一步最重要的考慮，要讓市場起決定性的作用，就必須看到我們產業政策或者說市場本身的不足之處。

      首先，我國高技術生產制造規模大，但是與高技術服務業的融合程度不夠，因此產業增加值率相對較低，就是我們前面說的，無論是高技術的主營業收入還是高技術的增加值之間都有一個非常大的缺口，占世界總量的比重較低。

      第二，我國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已超過美國，但除了少數的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特別是關鍵性的技術，對外依存度高，企業創新投入比例也不高。

      第三，我國已經成為世界高技術產品出口最大國，但是我們缺少知名品牌。現在在世界500強知名品牌中已經上升了55家，在幾年前還只有20多家，但是總體上來看我國和美國、日本、德國差距甚大。總而言之我們在這方面還有非常大的潛力，還需要繼續實行驅動市場的產業政策，要總結經驗，真正讓企業、讓市場成為主體。

      最后做一個簡要的結論，我們以高技術產業為例，花了30年的時間實現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大到強，超過美國。這就表明中國自身有一些獨特的優勢：第一個就是科學家建議、政治家決策，中央和國務院部署。我們在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可以說率先起步；第二個就是后發優勢，在高技術先后經歷了追趕，趕超到超越美國的階段和歷程；第三個是“兩只手”優勢，最核心的機制就是市場驅動與產業政策之間兩只手的相互作用。這也證明了東方巨人“兩只手要比一只手好”，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要比一個積極性好，兩個市場（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就是說兩個市場比一個市場要好。

    最后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中國高技術產業趕超美國的秘訣就在于協調政府與市場的“陰陽之道”：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極成陽，陽極成陰，彼此之間是互動合一，密不可分的，叫做一陰一陽之謂道。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