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對本校終身教職中的杰出學者給予的最高認可，是授予其校級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ship）的頭銜，這標志著其非凡的成就與卓越的貢獻超越了某一個學科、跨越了某一個院系，對世界產生深遠影響，全校師生與有榮焉。獲得這個頭銜的終身教授人數少之又少，從1935年這個傳統確立至今，席位最多時也就是二十四五位，更是凸顯其非凡價值。

管理大師、哈佛商學院教授邁克爾·波特是第20位獲頒此項殊榮的老師，那是2000年12月，他僅53歲。波特作為全球最著名的戰略學者和思想家，其影響力超越商學院和企業管理領域。信服他的競爭戰略理論的，不只是學界、業界，還包括不同國家的政府首腦、基層組織，深入到經濟政治社會生活等諸多方面。

邁克爾·波特

盡管早已是名揚四海，但能得到哈佛這般青睞，仍是邁克爾·波特人生的高光時刻。對波特來說，內心最是期待那位時常想起他的恩師能夠在場見證這份榮光。但無比遺憾的是，這位被波特深深惦念的老師兼導師并摯友——哈佛商學院教授羅蘭·克里斯坦森（C. Roland Christensen），已于一年前離世，空留滿心殘念與惘然。

波特在受聘答謝辭里如此表達，“校級教授的聘任能夠讓我與不同學科的哈佛學者一起在更廣泛的領域進行探索。對我來說，這份榮耀之珍貴，還特別因為它讓我能夠追隨已故的羅蘭·克里斯坦森教授——我敬愛的導師和摯友的后塵，成為校級教授”。

論起這師徒二人的緣分，要追溯到1970年的秋天。

還是小伙子的邁克爾·波特是個體育運動的多面手，橄欖球、棒球都入選本州的全明星陣容，更曾在全國大學生高爾夫比賽中躋身前幾名。他在普林斯頓大學修完航空工程本科、短暫工作一段后，就申請進入哈佛讀MBA，那是1969年，他22歲。MBA的頭一年過得還算順，但第二年他卻在一門必修課上遇到了挑戰——那門叫作“商業政策”的課程，是綜合應用前面所學知識的一門頂石課程（capstone course），授課教師就是51歲的課程負責人羅蘭·克里斯坦森。

說是挑戰，不是因為課程本身有多難，而是這個課程非常強調課堂互動和參與，而邁克爾·波特恰恰非常抵觸在課堂上發言。MBA課程教學的標準做法是：課前學生們拿到要研討的商業案例，通過團隊合作展開分析，并在馬蹄形的案例教室中采用蘇格拉底式的問答法進行公開討論；如果你不做積極的課堂表現，就無法得到認可——同學的，還有老師的。波特之所以不愿發言，并非生性膽怯害羞，可能源于更追求問題思考的深度，或希望當眾表達時能具有體系性，但總歸來說，當時的他是與活躍的課堂疏離的，且漸行漸遠。

邁克爾·波特憶起那段夢魘的感受。“班上本科工程背景的人并不多，我上大學期間也沒什么功課是靠口頭表達拿高分的，同組同班那幫學歷史學文學的伶牙俐齒，嚇得我的舌頭更加打結”；“好像其他人都很熟悉即問即答的案例教學似的，我卻還在找（而找不到什么）規律。”假使情形一直這么持續下去，波特和哈佛商學院之間，和戰略與管理領域之間，怕是難有后來的那許多精彩。

就在這時，可貴的“人師”出手扭轉了局面，改變了這位未來“大師”的人生軌跡。1999年在羅蘭·克里斯坦森教授的追思會上，邁克爾·波特講起當年幸好有他將自己從窘境中救起——“就在我不斷想要逃離的時候，是羅蘭·克里斯坦森教授，給我送來了一張手寫的小紙條，上面寫著：‘波特先生，我完全相信你可以在課堂上貢獻更多的想法。’”

在邁克爾·波特的這個關鍵時點，后來成為他一生的親密導師兼摯友的羅蘭·克里斯坦森教授，不僅手寫來一封封鼓勵的信件，還在整個學期課前課后主動找他聊天。用波特后來的話說，克里斯坦森老師在他心中種下了“追求卓越的種子”，讓他樹立了“那種自信與標準”。老師的這些鼓勵并非泛泛而為，也不是姿態性的，波特在追思會上說，“克里斯坦森教授應該說是一種非凡的天賦，他總能在他的學生身上發現閃光點，并讓他們自己也確信。”

所有上過羅蘭·克里斯坦森教授課的同學都永遠記著他的這個樣子

經過了不止一次地與克里斯坦森教授的課下交流，波特“真的很受激發，并下定決心在課堂上發言。”那不僅僅是“培養自己在課堂上的發言能力”提高課堂表現，還因為受到教授那些啟發和感染，更從內心開始產生了對這門課以至于戰略這個領域的學術興趣。波特后來充滿敬意地說，“我對戰略真正發生興趣，就始于羅蘭·克里斯坦森教授的啟發”，“我發現這位老師和這個課程都相當難以抗拒，而這些也點燃了我對這種全方位、綜合性、將所有因素考慮在內的分析方法的巨大興趣。”從這里出發，波特找到了他一生追尋的主題——盡管他的老師在“商業政策”課上認為企業競爭和行業發展不可能概括為一般化的規律，但“從我的角度來說，我最大的貢獻在于能夠解決非常復雜的、綜合的、多維度的問題，并著手在概念上提高普適性，從而讓更多的實踐者能夠應用。”

人師不同于經師，具有楷模影響力，我謂之琢玉領導力。真的是被克里斯坦森教授人師的魅力所激發，波特完成MBA學業之后開始讀一個商學院和隸屬于哈佛文理學院的經濟系所聯合舉辦的商業經濟博士項目——克里斯坦森當年也是在讀完MBA后讀了商業科學博士；1973年，波特的博士論文拿到年度最佳論文威爾斯獎（Wells Prize）之后，回到哈佛商學院做助理教授，并加入到“商業政策”教學組中，只不過其時恩師克里斯坦森教授已經不在組里。

克里斯坦森去了哪兒呢？簡單說，先是應商學院院長之邀，后來是哈佛其他院系的請求，再之后更有校長的召喚，羅蘭·克里斯坦森教授走出商學院進行了再一次創業。

因課堂常年爆滿、廣受好評，喬治·P·貝克院長邀請克里斯坦森教授主持一個項目，幫助其他教授提升案例教學能力，“減少不同課堂之間教學質量的波動”。克里斯坦森教授后來謙遜地描述這項長達十年以上的計劃時說，他的任務只是“觀察、提煉并闡述優秀討論課教師必須具備的若干技能”。兩年后，50歲的克里斯坦森正式離開了MBA教學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職業生涯的“第二次創業”，將時間、精力與才華傾注于研究教與學，編寫好用的案例與講義，把提高教師案例教學能力做成了自己的正業。

波特在讀博士班的時候，一邊進行學術研究，一邊去上克里斯坦森專門給博士生——這些未來的教師們開設的研討班；當正式開始教課后，他更是珍惜克里斯坦森教授坐在自己課堂后面觀摩并在課后給予毫無保留地反饋與指導的“小灶”。到了1970年代中，哈佛大學高度重視教學的德里克·博克校長，點名要克里斯坦森把教師教學能力提升項目的受益面擴展為全校教師。于是，克里斯坦森與同事們專門新開發了兩門課：其一是“培養討論引導能力”，主要面向哈佛博士生和新入職的青年教師；其二是“案例教學法”，吸引了全校不同學科的資深教授參與其中。

很多參加過這些課的老師，也接受了羅蘭·克里斯坦森教授的理念——教學是一門可以通過學習來掌握并不斷精進的本領，“優質的課堂討論應當通過精心設計來培育，而非任其受制于偶然性或遺傳因素”，這對于大學最重要使命的達成至關重要。克里斯坦森給教師同事的教學研討課，本身就在進行活生生的案例展示，提供“質疑、傾聽、回應、眼神交流和肢體語言”方面的手把手指導，“盡管教室里有幾十個不同學術背景、自信滿滿的‘牛人’，他仍然能做到跟每個人都有一對一的交流”；“每次和他互動后，我都覺得自己還有提高的空間，并能夠自己去解決問題，他每一次的口吻都是溫和、鼓勵的方式”；“他完全投入，全身心地投入”，“他讓每個學生都覺得自己是房間里最重要的人。”

克里斯坦森后來參與創建了哈佛大學的教與學研究中心，提高哈佛本科教育質量。1980年代后他又與哈佛醫學院一起啟動了“新路計劃”（New Pathway Initiative），幫助全球300多所醫學院從傳統的講授式教學轉向案例教學模式。這個階段的克里斯坦森，身上的“商業政策”教授或者哈佛商學院的標簽已經越來越淡了，50歲到80歲去世前他都將自己的使命定位在促進教學能力這一件“大事”上，別人贊譽他是“教師們的教師”（a teacher of teachers），他卻堅稱自己只是“一個教學的學生”（a student of teaching），并補充說，“我們真的對教與學的過程了解和掌握得太少。”

波特被授校級教授時之所以感嘆說自己是步恩師的后塵，指的是在1984年羅蘭·克里斯坦森教授榮膺羅伯特·沃爾姆斯利（Robert Walmsley）校級教授，其意義非凡之處，不光因為這是哈佛商學院教授中的頭一位，還因為大學頒授予他的理由，主要是基于他對于教學的貢獻（而非學術研究或學科建設）。博克校長代表學校致辭時特意說到，“克里斯坦森的學術貢獻，超越了某一個具體的學科，幫助全校范圍的教師深入理解到教學技藝如何能被分析、認知與提升”，校長接著引申強調：“通過這些實踐，他充分印證了哈佛對教學質量的堅定承諾。”

2005年暑假我跟中國高校商學院的同事們一道參加哈佛商學院的案例教學研討班，發下來的參考書，頭一本就是C. 羅蘭·克里斯坦森等1991年的教材《培養判斷力的教育》（Education for Judgment）——前段參加一場人工智能時代教育變革的論壇時，我還特別以這本書的書名作為關鍵詞來表達觀點：“越是AI來臨，人的判斷力的培養在教育中越是要緊。”

就在這本書里面，克里斯坦森教授講起自己1947年2月11日人生第一次上講臺的“不那么吉利的開端”。那時他年僅27歲、沒有任何商業經驗，剛從哈佛商學院研究生畢業，就被安排給80名MBA二年級學生講授“商業政策”課。

上課前的那個周末和周一，他全力以赴專注備課。在上第一堂課的那天清晨，他故作冷靜地走進教室，一個胳膊夾著一大疊教學筆記，另一個胳膊上搭著外套。在走上講臺的時候，在邁上有著黃銅欄桿和窗簾的小小三階講臺時絆倒了，講義也拋了出去。

在他受邀為同事們舉辦教學研討會、介紹教學經驗時，他常常以這個故事來共情新教師和學生們在第一天上課時的緊張心態。他堅信，“每個學生都在教，每位老師也都在學，而因為學生之間同齡，他們在課堂上的交流往往比老師更有效”；“我認為教學是一種良心活（moral act）——“我認為，學生成為什么樣的人與他們學到些什么知識一樣重要，而教學的目的不只是促進學生的智力發展，人格品質和心智品質的塑造同樣重要。我們要讓學生全身心投入——這樣他們才能變得開放，能夠接受多層次的理解——那么，我們做教師的也必須全身心投入去教才行。我不僅傳授我的所知（what I know）——所謂言傳，我更是以我的所是（what I am）來教學生——所謂身教。”

今年5月，已故哈佛商學院教授克萊頓·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與楊百翰大學愛達荷分校校長艾林教授合著的《大學的窘境與革新》中文版面世。對中國讀者而言，克萊頓，比起羅蘭（或克里斯），也許會是那個報章更多關注、讀者更為熟悉的姓“克里斯坦森”的哈佛商學院教授（“創新者的窘境”、“顛覆性技術”的影響力更廣泛）；但就在這本討論教育窘境與革新的書中，專門有一節，講述兩位作者都有淵源、都很欽佩的教學大師羅蘭·克里斯坦森的故事和他所信仰的教學原則，這也算是克萊頓·克里斯坦森教授向年長自己34歲的前輩克里斯坦森教授的一種充滿溫情的致敬吧。

大師之所以能成長為大師，要開風氣之先、學派之先，獨創、首創也就意味著對既有的、主流的挑戰與顛覆，就意味著其成長與成就的道路絕不可能一帆風順。就像羅蘭·克里斯坦森教授第一節課就摔了個跟頭一樣，邁克爾·波特在助理教授的第一個聘期也跌了一大跤。

波特自1973年開始任教，1975年以《產業結構分析》一文把影響至今的“五力模型”推出來，然而并沒有得到好的反響。波特自己感到了“阻力巨大”，“是的，他們討厭它”，至少“商業政策”課的教授們不認可這個框架。在評價他是否合格的投票中，一起講授MBA“商業政策”課的所有同事除一位外都投了反對票。別說成為大師了，波特作為商學院教師的前程都岌岌可危。

波特后來常回憶起1975年那一天，約翰·麥克阿瑟副院長請他到辦公室談話的那一幕。麥克阿瑟當時還沒當上院長，也還沒有“思想的風險投資家”（Intellectual Venture Capitalist）的美名，但已承擔著很多職責，其中一項就是學院教師的工作任務安排。

面對這位教齡不滿3年的年輕教師，這位有著正遭遇激烈爭論的新思想的同事，麥克阿瑟副院長破例拋出了一個大大出乎波特意料的提議：你能否先暫時不再教“商業政策”這門MBA的核心課，轉而去教幾年高管教育項目（Program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看看你的這些新思想與那些職位更高、經驗更足的企業高管們的碰撞，對你是否會有幫助？

波特當時一聽心里就咯噔一下。MBA教學是商學院的核心領地、主戰場，他有些猶豫，但麥克阿瑟卻很堅持，說這樣對他的研究更有幫助。也是后來才知道，麥克阿瑟副院長說服了投票反對的各位教授推遲一年后再做決定，既然“商業政策”的各位同事覺得波特課上和文章上都太離經叛道，那就暫時先不讓他教這門課，去教不授予學位的高管教育項目。

干了15年院長約翰·麥克阿瑟（前）卸任后跟繼任者金·克拉克（他接著干了10年院長）

當初只是試探，沒人能夠確保這個解套與救命的方案能夠成功，但沒想到的是不僅奏效，且有奇效。波特在這段時間離開主流崗位，經歷了他自感是“很多心情低落的時刻”，但不被MBA規范也顯刻板的教學法所束縛的他，在更能自由發揮的高管項目中得到了更多具體的商業實踐和公司決策的輸入，高管們的智慧也對他修訂和豐富自己的模型大有助益，3年后，波特（仍是助理教授）帶著一門為MBA全新設計的新選修課“產業與競爭分析”（當然還得先從選修起步）回到MBA授課一線，結果新課一經推出就大受歡迎，供不應求，學院只好增派其他教師增開更多課堂來幫助波特一起完成這門新課的教學。波特說，“正是“產業與競爭分析”這門課的大受推崇讓所有反對我的同事都改變了態度，也給了我不斷深化研究的動力，繼續完善這個理論。”

而也正是因為麥克阿瑟副院長的這個不尋常的安排，教學工作量大大減少的波特有了更多時間抓緊寫完了他的第一本書《競爭戰略》，并在1980年正式出版后一炮而紅。1982年波特順利拿到了終身教職，并接棒擔任了“商業政策”課程的負責人，很快他就把這門必修課的課名改成了“競爭與戰略”。

類似的事兒，麥克阿瑟在做了院長之后的1984年還干過，當時他勸說資深教授阿爾弗雷德·錢德勒不要因為沒時間寫書就提前退休，并免掉了錢德勒的MBA課和公共服務的工作量——不用來教課，不用來開會，專心做研究，把書寫出來。沒有辜負院長的這番特殊堅持和特例安排，幾年后錢德勒教授帶給了學界、業界那本錢氏商業史三部曲的第三部：《規模與范圍：工業資本主義的原動力》，哈佛商業史重鎮的旗幟飄得更勁了。

琢玉最考驗眼光，破例最體現魄力。立人達人、成全成就所做出的這種常規之外的安排，體現出有眼光、有魄力、愛人才、愛思想的琢玉領導力。如果沒有如園丁一樣的老師，幫你插上飛得更遠的隱形的翅膀，而是碰上照本宣科的老師或照章行事的院長，未來的大師恐怕早早就已折翼。琢玉常在幕后，大都不為眾人知，麥克阿瑟院長如此，克里斯坦森教授也是如此，他們成就的也絕不止是波特一個。只不過，“徒高出師名”，最終成為大師的波特有更多機會一次次地向大家講述這些琢玉故事，讓我們得以窺見。

在獲得校級教授頭銜的喜慶之時，波特還特別表達了另一層不舍，也與羅蘭·克里斯坦森教授有關，頗為感人。因為每一個校級教授都是由捐贈基金支持的冠名講席，所以“加冕”后的波特就會被正式稱為Bishop William Lawrence University Professor（威廉·勞倫斯大主教曾經是哈佛理事會成員，曾經為哈佛商學院校區建設作過重要貢獻），聽著好不威風凜凜？波特卻說新頭銜雖讓他感受到榮耀，也讓他多了些許傷感。為什么呢？

因為在這之前，波特受聘在哈佛商學院的講席教授頭銜是the C. Roland Christensen Profess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是以他尊敬的恩師的名字來冠名的（那是受克里斯坦森影響很大的一批校友捐贈給商學院的）。因此，雖有獲聘校級教授這一喜，但卻無法消解不能再以導師名字的講席稱呼自己這一憾。

大師波特雖然聲名遠揚，他的模型和理論備受推崇，他的商業演講出場費驚人，但是他仍然不認為自己的教學水平能達到人師克里斯坦森那般水準。波特說，“我認為自己可以稱得上一位優秀的教師，但是還遠沒有達到他的高度。尤其在人文角度上，我遠不及他，希望有朝一日我也可以在自己的課堂上發現另一位‘邁克爾·波特’。”大師對于人師的琢玉之恩，念茲在茲，縈繞心懷。

提起琢玉，總會想到《新聞編輯室》里的查理·斯金納對威爾·麥卡沃伊的影響與造就，也會浮現出第三季最后一集在查理葬禮結束后，威爾找到查理的外孫子Bo，跟他合奏合唱“That’s how I got to Memphis”的那一幕——“如果你足夠愛她，就會追隨她到天涯，我就是這樣來到的孟菲斯”。小伙子Bo問威爾，“聽說彈吉他是你的副業？”——查理也曾這么問過；威爾答到：“新聞主播才是我的副業呢。”是啊，對抱持琢玉領導力、立人達人的人師而言，其他那許多正事，才是他的副業呢。

楊斌

清華經管學院管理學教授、領導力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可持續社會價值研究院院長。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組織行為與領導力、商業倫理、非市場策略、高等教育創新等。

楊斌于1987年考入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先后獲得清華大學工學學士學位、管理學博士學位。開發并主講清華大學精品課“領導與團隊”“批判性思維與道德推理”，講授“管理思維”“思維、決斷與領導力”“文化、倫理與領導”“危機管理”“管理學概論”等MBA/EMBA課程，多次獲頒教學獎勵。作為團隊成員，獲得國家級教學成果特等獎一項（2023），國家級教學成果一等獎2項（2014，2018），北京市教學優秀成果特等獎1項，一等獎1項。

楊斌教授現任全國工商管理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秘書長。